2019年10月底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用一次全会部署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可见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我国经济已高速增长40多年，接近于一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即我们常说的长周期，传统经济增长动力在衰减，减速换挡不可避免，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中国台湾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其实是经济增长遇到瓶颈即我们所说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找到新的突破口。小平同志曾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根据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建国70年来，从为起飞创造前提到起飞阶段再到走向成熟阶段是一个经济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也是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过程。
一、 中国之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治理最早是由经济学界讨论所谓“公司治理”提出的，尔后由英国学者将治理引入政治学。在世界范围内提出治理问题的是一些国际援助机构 如世界银行，为提高援助资金的使用效率，要求受援国家进行治理改革，当然有一些具体指标诸如廉洁、法治、稳定等，在不改变政治架构情况下的治理改革，受援国也能接受。
治理，简而言之就是治理国家处理政事。制度和治理之间相辅相成，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是规则，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社会规则，制度为治理提供前提和保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治理不同于统治，强调主体多元和相互协作、互动。治理主体包括政府、市场与社会。治理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治理。经济建设一直是党的中心工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基本保证，因此经济治理是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对其他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和传递作用，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制度对经济发展影响不言而喻，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指出：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的刺激结构，随着该结构的演进，它规划了经济朝着增长、停滞或衰退变化的方向。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年恢复旧中国国民经济，1952年开始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得以确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虽然经历一些挫折，但经济建设仍然取得很大成就，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一定经济基础。文革结束后，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过长期探索与实践，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次全会对基本经济制度进行新的概括和拓展。基本经济制度是制度体系中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部分，处于基础性、决定性地位 对经济制度属性和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决定性影响。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理论升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就揭示生产决定交换、分配和消费。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形式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而市场体制是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实现的载体，十九届四中全会将这三方面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仅有理论意义还有现实意义。近些年来，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0.4，社会反映比较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非公经济发展迅猛，按生产要素分配也彰显党中央毫不动摇支持、引导、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一贯立场；再者收入分配制度在促进消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起着重要作用，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保证。从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中逐步建立不断完善，经过二十多年探索实践，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兼容性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成熟定型，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也是向世界宣告中国市场经济取向不会改变。
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旨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有效性，使效率与公平得到适当平衡，使政府与市场关系得到妥善处理。
（一）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的关系
生产资料是稀缺资源，谁拥有生产资料谁就有经济话语权。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改革开放之前，参照前苏联模式，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加计划经济，排斥拒绝非公经济。改革开放后，从个体户、外资经济到民营企业，非公经济在我国一步步发展壮大。从党的十二大“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有益的补充”到十五大“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党的十六大“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表明随着非公经济发展党和政府对非公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两个毫不动摇彰显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一视同仁的态度。
曾有民营企业家反映，他们担心的不是融资难等问题，他们最担心的是不能得到平等和公平对待。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更倾向于国有企业，政府政策资源往往优先支持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遇到困难求助则更希望其到自行解决，因此要真正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还需要放宽市场准入，真正做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还要把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落到实处；营造公开公平参与竞争的市场环境。
（二）公平与效率关系
经济学家阿瑟·奥肯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着这样一种选择，要么以效率为代价换取较大程度的平等，要么以平等为代价换取较高的效率。改革开放初期，分配平均主义严重，生产力水平低下，当时的价值取向是偏重效率。所以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曾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党的十七大，已经积累一定的物质基础，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收入分配差距却越来越大，因此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可以看出，在基本保证效率前提下公平的天平更有分量。
公平涉及三个方面：机会均等、过程公平、结果均等。机会均等的实质就是大家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先天境遇如种族、家庭背景不同不应成为其日后能否成功的决定因素。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程度是影响机会均等的两大主要因素。过程公平的核心是对一切合法经济活动的参与者的财产和其他权利的有效保护，所以追求过程公平的实质就是追求效率，市场机制只能保证在机会分配既定、过程足够公平的情况下使经济活动实现最有效率的状态。结果均等在经济领域就表现为收入和财富的均等化分配。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机会均等、过程公平和结果均等是有内在矛盾的，机会均等、过程公平一般而言都会产生结果的不均等，只要机会均等、过程公平，一个社会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结果不均等，超过一个社会容忍的度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结果均等不可避免影响机会均等，收入和财富分配差异越大，机会不均等程度也会越大，近年来北大、清华农村生源占比越来越低可以佐证这个观点。结果不均等可以转化为机会不均等，从而对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保持一定的结果均等本身体现了一种社会价值观，而促进公平本身政府责无旁贷。为实现结果一定程度均等，可行的办法是削峰填谷，即通过再分配将绩效高的人收入分配给绩效低的人，但又要为经济发展提供激励机制，如何平衡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考验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
（三）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因此1982年召开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党的十五大明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和市场关系一直贯穿于我国改革开放全过程。
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都有健全的市场机制，市场机制至少有以下三个优点：一是效率，竞争性使资源流向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中去，它还迫使企业组织生产时采用更好的技术，推动企业进行技术革新。二是动力，创新能产生更高经济回报，激励企业家从事创新性活动。三是自由，与计划经济的强制手段不同，它允许企业有进入和退出一个行业的自由，允许消费者在其消费能力范围内有消费何种商品的自由。市场机制是一个复杂的信息沟通系统，通过它，无数个体的自由选择得以表现、汇总和相互平衡。
当然市场并不总是有效的，由于存在公共品、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问题，导致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经济活动。政府解决市场失灵分为基本职能、中型功能和积极职能。基本职能是提供纯粹的公共物品如法律和规章制度、国防、公共医疗卫生等；中型功能包括外部性的管理比如污染、制定垄断行业的法规及提供社会保障；积极职能包括通过产业政策促进市场发展等。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创新驱动的新常态，未来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经济要从速度增长型转向质量、效益型即高质量发展阶段，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是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有利于激发各个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同时提高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有利于进一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社会更和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鼓励竞争，保护合法产权，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进一步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为创新创造适宜的制度环境。全会第一次把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和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纳入基本经济制度，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对加快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原载于《新丝路》2020年3月刊）